甘肃科技报社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云文地理课本上，青藏高原常被称为“世界屋脊”。这里高寒辽阔，云天浩荡、河湖星布。脚下，是层层冻土与湿地；天空中，是飘忽的高原云团与稀薄的大气。在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若尔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研究站，有一位女科学家，正用她的足迹和心血，为这片高地绘制气象与生态的时代画卷。孟宪红，这个名字在气象学界与生态研究领域渐渐被越来越多人的熟识。自2002年步入高原，她在风沙雪雨中坚守了二十余载，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坚韧，记录下寒旱区陆面过程观测的一个个鲜活瞬间，也以科学的理性思辨与时代责任感，见证着区域气候变化和黄河源头的生态变迁，解读着地球上最为极端和脆弱的生态密码。她的人生经历与学术历程，既映照了西部科学家的坚韧，也见证了当代中国女性在科技领域的深耕与超越。人生选择的分岔口与西部结缘2002年的春天，孟宪红即将从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毕业，如许多同龄人，她面临着人生的第一个重要抉择。彼时的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势头正盛，大多数学子渴望奔赴城市与沿海，追求更为优越的职业和生活条件。然而，孟宪红却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决定——前往祖国的大西北，到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该所于2016年与中国科学院油气资源研究中心、文献情报中心整合为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继续求学深造。回忆起这个转折点，孟宪红说：“也许是骨子里对自然和探索的热爱，也许是青年时代不自觉的一种责任感，最终让我选择这里。”时隔多年，当她再度审视自己的道路时，已不再有年轻时的片刻犹疑，更多的是深深的认同和感恩。20多年来，她的人生几乎全部交付给了西部——学业、工作、生活、成长都与这片土地深深交融。这里，是她科学梦想的起点，也是信念与坚守的归宿。当年的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集聚了一大批志向高远、胸怀家国的科学家。从高原大气物理、冰川冻土、沙漠生态到寒区水文，在全国乃至全球寒旱区气候与生态环境研究领域都颇具影响。孟宪红得益于一位经验丰富、理论与实务兼备的导师吕世华研究员，由此开启了属于她自己的科学探索之路。初到兰州，城市印象并不如外界刻板印象中的“黄沙弥漫、尘土飞扬”。实际上，兰州有着湛蓝的天空和壮丽的黄河两岸，即便偶有风沙天气，也难掩其大气磅礴的地域特色，更让她感受到家的归属感。是这个氛围团结、充满科研激情的集体，让她最终决定扎根于西部，并开始逐步体会到这份选择的独特意义。科研路径上的探索与磨砺回顾自己的成长轨迹，孟宪红坦言或许没什么“传奇”，不过是踏实地“在导师和前辈们的带领下，从野外观测一步步做起”。在学业初期，孟宪红便被导师引入“野外观测—卫星遥感—数值模拟”三位一体的科研模式。导师给她的建议是：“理论和模型再完美，也离不开野外观测支撑；观测数据是检验模型、揭示规律的钥匙，而遥感技术则为我们提供了区域和全球尺度的监控与分析。”这套思路深深影响了孟宪红后来的学术发展。从事科研工作以来，她几乎每年都要深入西北内陆的荒漠和高原，参与各类野外调查和实验站建设。野外工作远比课堂学习与实验室操纵要艰苦许多。背着几十斤重的仪器设备，行走在湿地、冻土、草甸、沙漠的荒凉地带，忍受高原缺氧与昼夜温差的考验。一次看似普通的土壤采样，需要挖坑、分层、分样，分析各层土壤的含水率、热力学性质与生态关联。不同环境下的对照实验，往往需要日夜守候，随时应对设备损坏、气候恶变，甚至野外的不明动植物骚扰。然而正是这一点一滴的野外数据观测与研究的积累，使得孟宪红的科学研究厚积薄发。她将来自现场的原始观测数据与现代遥感技术结合，再输入到先进的数值模型中，建立起真实可信的地表能量与物质交换过程模拟。这种方法不仅丰富了学科内的研究手段，也为干旱区陆气相互作用、寒区水循环、极端气候响应等一系列热点问题提供了实证支撑。2007年，孟宪红博士毕业，并很快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博士后职位。她带着“野外观测—卫星遥感—数值模拟”三位一体的科研模式，继续开展对极端干旱过程的研究。在那里，她敏锐地发现全球极端干旱时期，地表植被的响应存在复杂反馈效应——有时能缓解干旱，有时却可能加剧甚或引发新的环境问题。她的发现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与引用，逐渐在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中崭露头角。这一阶段，孟宪红深刻意识到，基础观测、模型模拟与遥感分析并不是孤立的“工具箱”，而是一种科学哲学的融合，是理解地球系统复杂性的钥匙。自那以后，无论是国内外野外考察，还是立项科研攻关，她始终坚持这种系统整合、跨界融合的科研路径。青藏高原上的科技坚守2011年，孟宪红完成博士后研究选择回国。经过多年国外工作与学习的历练，她更加坚定了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信心，也清楚“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科研价值。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是亚洲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涵盖着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独特的多圈层相互作用。黄河源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整个黄河水量补给和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上世纪90年代，黄河下游曾连续数年发生断流，引发全社会的极大关注。由于源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观测资料的短缺，地表过程的细致机理和模型参数长期被简化甚至忽略，严重制约了气候模型和流域管理的科学决策。只有在青藏高原建立完善的观测网络，掌握基础数据，才能推进这一领域的根本突破。2005年，孟宪红的导师吕世华率先在黄河源关键水源涵养区玛曲建设了草地陆面过程定位监测点。2017年以来，孟宪红带领团队加快建设了黄河上游和源区的综合观测体系。从多年冻土、积雪、湖泊、草地到沼泽湿地，再到夏季短暂裸露的高原荒漠，涵盖了整个源区最典型、最复杂的地表下垫面。每一个观测点的选址、建设、运行、监控都凝聚着大量艰辛和汗水。据孟宪红回忆，有一年端午节，团队正在若尔盖高原湿地站进行土壤剖面钻探。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刚刚还是阳光明媚，几小时后便风雪交加，道路泥泞，气温骤降至近零度。设备、样品、队员的安全都遭受严峻考验。每到此时，她总是勇于担当，既是学术的引领者，更是守护团队的“主心骨”。作为若尔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研究站站长，孟宪红主持完善了全天候、分布式、多要素的水—土—气—生观测体系。包括湿地水文过程、地气交换、植被动态和生态恢复等，为分析气候变化、极端事件预警、流域生态安全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基础数据。她曾自豪地介绍：“我们这里建成了黄河源区观测最丰富、机制最清晰、数据最完整的台站网络。在若尔盖高原上，正用实际行动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气候生态环境研究添砖加瓦。”不仅如此，随着气象灾害频发、气候变化加剧，台站数据逐步服务于地方政府的基础监测、灾害预警与防控体系，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给了第一手资料和科学决策依据。女性、家庭与学术的多重角色外人只看到一位女性科学家在男多女少的科学圈中破土而出，却难知其中压力与辛苦。对于女性尤其是母性身份，孟宪红有不得已的现实考量。她有两个孩子，在最忙碌的岁月里，常常是晚上孩子入睡后才有大块的时间查阅文献、整理数据、撰写课题申请。很多年，她几乎不怎么休假，每年还要带队野外观测和台站例行维护，既要管理项目进展、团队协作，还要协调家庭与亲情。她习惯性地在清晨早起投入到一天的工作中。对于外人劝她“多休息，多关心自己”，她反倒坦然：“身在科研一线，科学研究的乐趣让人忘却疲惫。”与此同时，她深知女性科学家在团队中能发挥许多不可替代的作用。她重视沟通、协作、团队责任感，并乐于关心团队年轻人的成长。带领学生野外实地考察时，她总会细致叮嘱安全防护，并主动做起技术规范、数据记录、样品处理的“现场教学”。在团队管理中，她平等对待每一位成员，真诚给予机会、鼓励创新，也为团队的多元文化建设和性别平等树立了正向示范。在不同的学术舞台和国际交流场合，孟宪红多次被问及“女性在科学中的特殊意义”。她坦言：“独立、智慧、坚韧、进取，这些词用在女性身上一点都不过分。科学是一个需要理性、耐心、细致以及团队协作的工作，女性这些特质可以成为团队创新与突破的重要加分项。”正因为这份坚守与韧性，孟宪红先后荣获“中国科学院年度感动人物”“中国科学院三八红旗手”“甘肃省优秀专家”等荣誉，也成为许多年轻女性科学家的榜样。在中国科学院妇工委的各类活动中，她不仅分享自己的科研体会，也鼓励更多女性发挥专业、投身科研与社会建设，继承科学奋斗精神。从学科创新到社会服务扎根寒旱区二十余载，孟宪红深知自己的研究不仅是“学问”，更要服务于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她将自己的研究与“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需求结合，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近年来，我和团队成员持续在黄河源区与上游流域，建成了一套涵盖多年冻土、积雪、湖泊、草地、湿地与冰川的综合观测体系。在这里，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响应、流域水文变化、极端气候事件预警等，是区域乃至国家关切的头等大事。”孟宪红介绍，团队的野外实践和数据积累，逐步转化为政府决策和流域管理的信息基础。她们与地方政府、气象水文部门紧密合作，实现台站数据的实时共享与预警联动。她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重点项目等，主导寒旱区典型下垫面过程机理与模拟以及区域生态水文—气候耦合的系列研究。作为Future Earth-iLEAPS、GEWEX-GLASS等国际学术组织的委员，她与国际团队合作推进寒旱区陆面过程与气候变化的交叉研究，不断提升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影响力。为年轻科研人员和学生指导课题时，她一再强调科学研究要立足国家发展需求，并善于将个人兴趣与社会责任结合：“如果只做小问题，或是与现实脱节，科研成果就难以落地见效。要多思考科学的社会意义和长远价值。”她带领的团队承担了多项重大科研任务，在高原气象灾害预警、气候变化影响评价和生态修复机制等领域取得了明显突破，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专业支撑。由此，孟宪红的“科学理想”与“国家大业”一以贯之。这不仅体现在她个人的学术成就上，也隐含于她带领团队的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以及参与地方与国家战略中的贡献。一名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梦想回顾孟宪红这些年的科研经历，既有充实的收获，也充满未知的惊喜与挑战。从学生时代步入西部科研一线，从一名年轻研究生成长为学科带头人，再到承担国家重大任务，这一切都非一蹴而就。她坦言，这一路走来，既有前辈榜样的言传身教，也离不开团队的集体努力和家庭的默默支持。在她看来，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实验室——台站一体化”模式，是她和无数同行不断探索进步的重要支撑。院所历代科学家——从施雅风、高由禧、朱震达，到秦大河、程国栋、赖远明、冯起，历经数十年坚守与创新，不仅在专业领域打下世界级基础，也为后来者指明了科研的方向。孟宪红经常引用华罗庚先生的话：“科学成就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唯有长期集聚，才能汇成大海。”她深信，科学的积累没有捷径，唯有笃行不怠地坚守岗位、守护好每一次观测数据、每一次研究细节，才配得上这份信任与使命。面对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和科技创新的新形势，孟宪红说：“青藏高原、三江源、若尔盖，乃至整个黄河流域都正迎来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春天。中国作为气候变化大国、生态环境大国，我们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科学家要以国家为己任，既要敢于挑战技术‘无人区’，也要用敬畏与谦卑之心对待自然、对待科研。”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新技术、新领域的不断涌现，孟宪红在承担学科创新、国际合作、人才培养等多重任务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自身与团队的学科交叉与协作能力。她坦言，在信息与学科极速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未来中国西部的生态环境科研领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而她本人，则继续坚守在若尔盖、青藏高原，不断拓展，从未有一刻松懈与懈怠。她说：“我在这里，守望这一片蔚蓝天空与黄河源头的土地，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气候变化应对，做出属于自己的微小而坚定的努力。”孟宪红的科研经历，是中国大批西部科研工作者坚守与进取的缩影。她用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奉献，在恶劣自然环境中积累科研数据、创造学术成果；她在野外观测、科学研究、团队建设、社会服务等多个角色中勇于担当。她以女性的细腻和坚韧，挑战学术高地；以科学家的责任和担当，回应时代呼唤。她的故事还在延续，既是地处“世界屋脊”的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群像写照，也是千百万追寻绿色中国、守护地球未来的科研人共同的心路历程。在创新驱动国家发展的今天，这样的坚守和信念，注定将在中国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事业中，熠熠生辉，闪耀久远。

作者：王飞腾（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冰川，作为地球上壮丽的景观，不仅构成了全球最大的淡水储备库之一，同时也是地球气候系统和水文循环的重要调节因子。它们在维系生态系统稳定、保障农业灌溉与饮用水供应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变化不仅吸引了全球科学界对气候变化影响机制的持续关注，也引发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与公众对水资源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气候适应战略的广泛讨论。今年是国际冰川保护年，全社会应更加重视冰川所承载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多重价值。自2000年以来的短短23年间，全球超过21.5万条冰川每年平均损失达2730亿吨的冰，而在2012年至2023年间，这一损失速度相较前10年加快了约36%。未来趋势同样令人担忧，预计到2100年，在不同升温情景下全球将有49%±9%至83%±7%的冰川消失。全球冰川退缩正对全球生态与人类社会构成多重威胁，例如冰川持续退缩将导致径流减少、水资源短缺。同时，冰川消融将改变全球水循环，扰乱气候系统与季风格局，并通过大量淡水注入海洋，加剧海平面上升，威胁低洼沿海生态与人类栖居环境。因此，冰川的快速退缩已成为气候危机最直观且最具警示意义的表现之一，其带来的连锁效应正在深刻重塑区域环境格局与社会经济结构。中国是中低纬度山地冰川分布最广的国家之一。作为我国最早从事冰川研究工作的科研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北研究院曾于2002年、2014年分别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中国冰川编目。2025年，完成了第三次中国冰川编目工作。根据第三次中国冰川编目，2020年前后中国最新冰川面积约为4.6万平方千米。中国冰川消融在总体趋势上与全球一致，最近十余年我国冰川已进入快速退缩阶段，但在区域分布、气候响应与影响机制上呈现独特特征。首先，地处中低纬度的高海拔地形使中国冰川对气候变化尤为敏感，虽海拔较高但温度较全球平均上升更快，尤其在青藏高原地区。其次，中国冰川大都以小冰川为主，小冰川在面对气候变暖时尤为脆弱。再次，部分冰川区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开发及大气污染影响，出现了冰面黑炭、尘埃等物质沉积，降低了反照率，增强了地表吸热效应，进一步加快了融化过程。面对冰川加速消融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近年来不断完善冰川保护政策体系，加强立法引导与区域实践。2023年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正式出台，要求将大型冰帽冰川、小规模冰川群等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对重要雪山冰川实施封禁保护。在地方层面，多个冰川富集地区也启动了具体保护行动。例如，西藏自治区出台《西藏自治区冰川保护条例》，将冰川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立了乌鲁木齐河源冰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力争在较短时间内使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青海省则通过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强化了对源区冰川与水生态系统的一体化保护。在政策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中国科研团队也在冰川保护领域持续推进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为政策执行与生态恢复提供科技支撑。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冰川保护团队基于地球工程原理率先开展主动干预冰川保护实验研究。具体而言，2019年该团队于阿尔泰山木斯岛冰川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人工增雪减缓冰川消融实验，实验减缓了54%的冰川消融。为进一步探索创新性的冰川保护手段，冰川保护团队借鉴国外经验，开展人工覆盖高反射性隔热材料的实验研究。自2020年起，团队先后在天山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木扎尔特冰川、祁连山摆浪河21号冰川，以及横断山达古17号冰川进行实验，旨在降低冰川表面对太阳辐射的吸收，减缓冰雪融化速率，延缓冰川退缩。实验采用了多种高反射性材料，包括特殊织物和环保涂层。初步结果表明，这些材料能够显著提升冰面的反照率，使覆盖区域的消融量减少35%~70%。在面对气候变化和冰川快速退缩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时，仅靠国家政策和科技支撑远远不够。加强公众参与、动员社会组织、推动全社会形成生态文明共识，是构建多元共治冰川保护机制的关键路径。首先，加强公众认知普及，构建冰川保护的社会共识。在基础教育中增设冰川与气候变化专题内容，结合地理课程，让青少年从小理解冰川与生态的关系；制作和推广高质量纪录片、短视频、可视化图文等内容，借助新媒体平台增强信息的可达性与影响力；支持高校、环保组织开设“公众科学家”项目，让非专业人群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冰川观测、保护、记录等活动，提升社会参与感。其次，规范生态旅游行为，构建绿色消费引导机制。明确游客禁止事项、路线限制、限流制度等，避免“打卡式”旅游带来生态负担；发动公众参与冰川周边清洁志愿活动，并通过碳积分奖励机制鼓励绿色出行方式；设置主题科普站、互动展示墙，增强游客的环境教育体验，从“被动观看”转变为“主动守护”。再次，在引导公众参与时，也应重视文化与情感动员。冰川是地球最古老的记忆，许多民族将其视为神圣的存在，承载着人与自然的情感连接。可以通过影像、文学、摄影等形式讲述人与冰川共存的故事，发起“为未来而写”的冰川信件、影像征集活动，让公众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冰川的关注与守护意愿。尽管近年来中国在冰川保护领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面对气候变暖持续加剧的现实，我们还需要不断提高科学监测能力，不断创新冰川保护措施，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和参与度。冰川保护是全球性生态挑战，跨越国界、山系和民族，亟须构建更加紧密的国际协作框架，加强冰川数据开放共享，倡导建立全球冰川生态补偿机制与跨境协作机制，共同应对冰川消融对水安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遗产的影响。《光明日报》（2025年05月27日 07版）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记者 王雯静 万玛加西藏那曲市羌塘无人区内的藏色岗日冰川。新华社发 “此刻，数以百计的气球腾空而起，就像地球上的冰川一样，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速消融。”今年3月，一场名为“让冰川退烧”的倡议行动在达古冰川景区举行，来自科研、环保等领域的代表共同放飞手中象征全球濒危冰川的气球，以实际行动呼吁更多人关注气候变化。 随着气候逐年变暖，世界各地冰川正处于严重的健康危机之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英国《自然》杂志近期发表的最新研究显示，2000年至2023年间，全球冰川物质减少了约5%，约为6.542万亿吨。 为提高人们对冰川在气候系统和水文循环中重要作用以及冰川快速融化影响的认识，202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2025年为国际冰川保护年，并自2025年起，将每年的3月21日定为世界冰川日。为何近几十年冰川退缩加剧？面对逐渐消失的冰川，人类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对此，记者走进冰冻圈，听常年与“冰”打交道的他们讲述冰川的故事。科考团队用直升机将科考物资运往海拔6100米的冰原，以进行冰芯钻取工作。新华社发 冰川变化直接关系水资源安全 冰川是由固态降水积累、演化形成的流动冰体。据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现代冰川（包括冰盖和山地冰川）总面积约为148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0%左右，储备着全球约70%的淡水资源，冰川的融化和积累过程对全球水循环起着关键的调节作用。 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第三极”，是除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湄公河）、雅鲁藏布江等10多条亚洲地区的重要河流，被称为“亚洲水塔”。 有冰川学家形象地将冰川比作“水龙头”，在不同的时间开开关关，冬季将降水以冰雪的方式冷冻储存起来，到了缺水的春季和早夏，覆盖在山脉上的雪毯开始融化，有序稳定地汇入河流，滋养周边及下游广大区域，为河流提供稳定水源。 祁连山“七一冰川”，是中国学者发现并命名的第一条冰川，最初研究它就是为了“找水”。20世纪50年代，为解决制约河西走廊农业发展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中国科学院成立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大规模开展祁连山冰川考察。 “水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冰川正是水的核心。能不能把祁连山上的冰雪利用起来？当时的冰川考察是为以后开展融冰化雪、增加河西走廊灌溉水量创造条件。”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以下简称“西北研究院”）祁连山冰冻圈与生态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站长、研究员秦翔指着地图上的祁连山脉说，“祁连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具有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和高原气候特征，是黄河支流大通河水系、河西走廊内流水系和柴达木内流水系的重要补给来源。” 随着全球气温上升，冰川释放出大量冰川融水，是否意味着河西走廊地区能够有更多的水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短期来看，冰川消融能够增加流域径流，但是一旦冰川退缩到某一水平，冰川消融不足以支撑融水进一步上升时，就到了拐点，之后冰川融水会逐渐减少直至消失。”秦翔解释说，“简单来说，如果气候持续不断变暖，未来某一天河流源头的冰川完全消失，降水量减少、气候变干，西北干旱区将会面临区域性水危机。” 冰川消融加速也会带来冰川灾害风险。气候变暖使得冰面河、冰川内部水系快速发育，冰面湖与冰川湖面积不断扩大，改变了冰川的几何形态、物理性质、热力学结构和冰川内部液态水含量，冰川的整体不稳定性持续增强。从青藏高原冰川灾害的统计结果来看，冰湖溃决洪水事件、冰川跃动事件、冰川泥石流事件等均有增加趋势，冰崩则是近期频繁出现的新型冰川灾害。位于长江源区的冬克玛底冰川。光明日报记者 王雯静摄/光明图片 冰川破碎化加重：数量增加，面积减小 西北研究院近日发布了中国第三次冰川编目数据集，与第一次中国冰川编目相比，20世纪60年代至2020年间，中国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26%。与第二次中国冰川编目相比，2008年至2020年间，中国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6%，这表明最近十余年中国冰川已进入快速退缩阶段。 “对大众来说，气候变化是个很抽象的概念。相较于其他不易短期内发生变化的地貌单元，冰川的变化最为直观。”西北研究院唐古拉山冰冻圈与环境西藏自治区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副研究员何晓波长期驻守在长江源头监测冰川变化，他调出一张遥测对比图向记者展示，“以冬克玛底冰川为例，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一条冰川分成了大、小冬克玛底两条冰川，仅2024年，大冬克玛底冰川末端就退缩了15.8米。根据现有观测数据推测，未来其消融趋势将持续，冰体规模将逐步缩小至趋于稳定的临界状态。” 数据显示，60年间，中国约有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但从冰川总条数来看，第三次冰川编目中冰川数量不降反增。这说明在气候变化影响下，有相当数量的冰川像冬克玛底冰川一样，退缩分解成两条甚至更多条小冰川，“分家”后的小冰川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消融速度会更快。 “冰川的前进或者后退，主要看两个参数，一个是温度上升后消融的量，一个是补给的量，只有当冰川的补给量比融化量多的时候，冰川才会前进。”何晓波告诉记者，“在一定时间内冰川积累与消融的差值，我们叫作冰川物质平衡，这是衡量冰川健康与否的核心指标。” 研究表明，我国冰川整体处在退缩状态，但退缩的速率不尽相同。“每条冰川都有独特的性格，所处区域的气候环境决定了单条冰川在形成条件、物理特征和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慕士塔格西风带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站长、研究员杨威说，“处在季风区的藏东南地区冰川是海洋性冰川，冰温较高，冰川运动速度快，冰量亏损及面积退缩幅度较大，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敏感。处在西风区的慕士塔格地区则截然相反，属于大陆性冰川。”杨威进一步解释，“这类冰川远离海洋，冰温常年低于冰点，运动速度极慢，冰川退缩幅度也相对较小，部分冰川甚至出现前进，表现出微弱的物质盈余。” 冰川退缩后对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存在空间差异。“唐古拉山地区变暖的同时，也在变干。近30年监测表明，该区域气候暖化速率高于青藏高原平均水平，冰川储量的年际波动与冻土退化导致的土壤持水能力衰减，使区域高寒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出现显著退化态势，这些变化不仅对本地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还给下游区域的水资源利用和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何晓波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绒布冰川，科考队员测量冰厚。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唐古拉山站供图 “冰川不冷，它有生命” 从2006年起，兰州大学石羊河站研究团队便在祁连山持续开展气象、冰川和生态环境变化观测。“从流域尺度来看，我国部分冰川覆盖率、以小冰川为主的流域，‘先增后减’的冰川融水径流量拐点已经或即将出现，祁连山的石羊河流域是典型代表。”在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曹泊看来，“冰川是活的，它是动的，是有生命的。” “每次冰川考察，我都能感受到冰川在退缩。最直观的感受是，爬冰川一年比一年累，因为冰川末端在后退，我们需要走更远的路才能到达末端，那里的融水声非常大。”曹泊介绍说，“实际上，石羊河上游冰川已经剩得不多了，能融的冰越来越少，冰川融水的协调作用愈发减弱，这意味着干旱与洪涝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会增加。” 当冰川消融的拐点出现，越来越多的冰川消失，人类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保护冰川，实现可持续发展？ “全球冰川消融的大趋势无法逆转，冰川保护最关键的核心措施，就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全球增温。”这是冰川学家的共识。面对冰川消融的严峻形势，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宣布2025年—2034年为“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旨在从冰冻圈变化监测、数据规范和共享、影响的量化分析、应对保护等全链条推进冰川保护。 科学技术发展为冰川保护提供了更多解法。2004年以来，每到春末夏初，瑞士科学家将白色的防水油布盖在阿尔卑斯山的冰川上，初秋时再把油布摘掉，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冰雪消融速度。我国科学家还研发出冰川“防晒技术”——在冰雪表面覆盖一层隔热反光材料，减少冰川对热量的吸收。 “针对小规模、商业价值高的重点区域冰川，可通过人工增雪、覆盖特殊材料等方式适度干预，减缓冰川的消融速度。”杨威认为，除了保护措施，开展持续高质量的冰川监测同样重要。“对不同地区、不同海拔的代表性冰川进行观测，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冰川的变化过程和变化幅度，在监测数据基础上预测冰川未来的变化。冰川融水的拐点何时出现？冰的热力学性质和动力学性质发生改变后，可能会带来怎样的次生灾害？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 何晓波团队将冬克玛底冰川监测“武装到了牙齿”，从5300米到5800米，每100米一个梯度，水文气象站、激光雷达……2024年夏天，何晓波和团队尝试使用无人机搭载非接触探地雷达，探测冰川厚度。“我们希望将冬克玛底冰川作为参考性冰川，通过更精准、更自动化的监测，研究它的消融机理，这里的监测做好了，就可以推行到其他冰川研究上。”他表示。 针对长江源区冰川消融带来的高寒草甸退化问题，何晓波建议建立草原保护奖补机制，实施核心区域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他谈道：“科考站可通过集成遥感反演、地面传感器网络与生态模型，动态评估草场生产力、植被覆盖度、土壤墒情等关键参数，精准测算不同季节与区域的草场理论载畜量，为制定差异化放牧管理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曹泊关注的则是工程建设对冰川的影响。“机械振动有加剧冰川不稳定的可能，施工产生的粉尘和黑炭沉降会降低冰川表面反照率，加速吸热融化，此外工程活动释放的热量可能导致局部气温上升……作为冰川研究者，我们需要通过科学监测，研判各类风险，在保障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守好‘亚洲水塔’。”他说。 对普通大众而言，如何能够参与到保护冰川的行动中来？“节能减排、节约用水、保护环境，如果大家都能做到绿色生活，就能为冰川多争取到一点‘生存时间’。保护冰川需要从根本上认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秦翔表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个人都要为之付出努力。”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27日 07版）

SICHUAN, Southwest China — Glacier scientist Wang Feiteng has run the numbers, tracked the symptoms, and watched an ice sheet the size of 56 football fields shrink, year after year.Everything points to one outcome: without urgent intervention, the Dagu Glacier will be gone by 2029.“It’s like a patient with terminal cancer. No one can stop the inevitable,” the 45-year-old scientist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Beijing, admits. “But as the doctor, can you just walk away?”So he returns each year to the mountain in an act of stubborn defiance: wrapping parts of the glacier in white, heat-reflective fabric; spraying artificial snow into thinning air; trying techniques borrowed from ski resorts and Olympic venues — anything that might slow the melt long enough to matter.“With the limited funding and resources, we can’t treat every patient,” says Wang, who helped develop artificial snow systems for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nd now leads China’s most visible glacier project.“Dagu Glacier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e treat it in the hope that it might create a ripple effect,” he says.Wang Feiteng at work atop a mountain. Courtesy of Wang FeitengSitting on the eastern edge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Dagu ranks among the world’s lowest-elevation mountain glaciers, and among the most vulnerable of China’s 69,000.The country holds roughly one-tenth of the world’s total glacier mass — yet between 2008 and 2020, its total glacier area shrank by 6%. Last year, Dagu became the only glacier in China added to the Global Glacier Casualty List, a UNESCO-backed project that identifies ice masses on the brink of disappearance.That designation helped turn Dagu into a focal point for scientists. This past March, more than a hundred glacier researchers gathered for the Dagu Glacie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ummit Forum near the mountain to share field reports, experiments, and a hard consensus: glaciers can’t be saved from melting — only slowed.Most glacier research still focuses on how fast glaciers are shrinking, how much ice has vanished, and what dangers may follow. Some warn of floods and collapses, others stress what’s already lost.A scientist presents research on the shrinking Rongbuk Glacier in Sichuan province, March 2025. Wu Huiyuan/Sixth ToneA presentation at the Dagu Glacier Forum calls for urgent action to protect glaciers, Sichuan province, March 2025. Wu Huiyuan/Sixth ToneThe only real solution, scientists admit, lies in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a global task beyond the reach of any single project.Still, Wang and his team keep going. Their experimental methods rely on machines, materials, and electricity — all costly, and always in short supply. Dagu is one of the few glaciers where such efforts are even possible, thanks to tourist infrastructure and local funding.For the moment, the white blankets and artificial snow are all they have, and there’s no clear next step. But Wang believes even a failed attempt is better than doing nothing.“We’re just a few dozen scientists,” he says. “But if our work makes people care about glaciers, then it’s worth it.”The visibly melting Dagu Glacier in Sichuan province. Xu Hui/The PaperVanishing pointOn the slopes below, the signs of stress were visible well before the scientists arrived.For Legden, a 48-year-old Tibetan herder, the shorter winters once seemed like good news. The grass came sooner, his yaks fattened more easily, and life felt a little less harsh. “Nowadays, we don’t even wear those thick winter coats anymore,” he says.But he knows better now. “Obviously, it’s because of climate warming,” he adds in thickly accented Mandarin, using a phrase he picked up from the researchers who now pass through his village to study Dagu Glacier.The glacier’s name comes from Tibetan and means “the glacier in the deep valley.” But Legden still remembers when it was simply called Snow Mountain — one of thousands of nameless peaks once draped in white.Legden (center), a Tibetan herder turned scenic area worker, at the Dagu Glacier Scenic Area, Sichuan province, March 2025. Wu Huiyuan/Sixth ToneUnlike the towering continental ice sheets of Antarctica or Greenland, Dagu is an alpine glacier. It begins high in the Hengduan mountain range, where compacted snow stretches down like a ribbon of ice.“When people studied it more closely, they identified it as a glacier. There were even photos — it was magnificent,” Legden recalls.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ice has been melting faster and faster.”When scientists later confirmed that Dagu could vanish within a decade, it left Legden and others in the village with a quiet unease. “We didn’t want it to be true,” he says.But the more Dagu retreats, the more people come to see it. Since 2007, over a million tourists,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 have made the trip, chasing snow, altitude, and the chance to witness something that might soon be gone.The influx has transformed the local economy and brought rare visibility to a remote corner of Sichuan province. It also made Dagu one of the few glaciers in China with the roads, cable cars, and electricity needed to support scientific expeditions — including Wang’s experimental efforts to slow the melt.Before the tourism boom, Legden’s village lived off the land — herding yaks, collecting caterpillar fungus, and digging for fritillaria roots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at began to change in the early 2000s, when the Dagu Glacier Scenic Area was approved for development. By 2007, tourists had begun to arrive, and most locals picked up second jobs. For Legden, that meant patrolling the mountain, collecting litter, and watching for fires.The cable car at the Dagu Glacier Scenic Area, Sichuan province, March 2025. Wu Huiyuan/Sixth ToneToday, he and his son both work for the scenic area. His wife stays home with the cattle. Their daughter is in university, set to graduate this June.One of his newer tasks is helping install infrared cameras across the surrounding reserve. In 2020, one of the cameras he set up captured the first confirmed sighting of a snow leopard, a vulnerable species rarely seen in this part of Sichuan.Through his work, he also began meeting more scientists, picking up unfamiliar terms: glacier, global warming, climate change. At first, they felt abstract, but then the valley began to shift.Last July, days of torrential rain triggered mudslides across Heishui County, a five-hour drive northwest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hengdu. A month later came an extreme heatwave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by locals. The glacier’s retreat didn’t cause either, but it no longer felt distant.Yet, the buses keep coming.From Heishui County, a one-hour ride into the mountains, followed by a 15-minute cable car, brings tourists to 4,860 meters — where Dagu Glacier comes into view: fractured, thinned, streaked with rock.Atop a nearby peak, a tour group wandered around in bright Tibetan-style souvenir coats. One couple complained that they’d paid too much just to see a bit of snow.Told that the glacier they were scheduled to visit might disappear within five years, the wife paused, then smiled. “Oh,” she said. “Then I guess we’re getting our money’s worth.”Tourists in Heishui County ahead of the trek to Dagu Glacier, Sichuan province, March 2025. Wu Huiyuan/Sixth ToneBlankets and beliefWith calls to act on climate change gaining little ground with the public, Wang Feiteng turned to other ways of reaching people.“When you mention glaciers, many think of the poles. Or the Alps,” Wang tells Sixth Tone. “If you tell them China has more than 60,000, they’re shocked. ‘China? That many?’”Over time, Wang began building a new vocabulary. He compared glaciers to cancer patients, and rising ice temperatures to a human fever.Previously, he’d even push back when his work was described as “putting a blanket over a glacier,” but now, when schoolchildren visit, he leans into the metaphor — and explains why the blanket matters.But before the metaphor, it was just another wild idea.Borrowing a snow-preservation technique from ski resorts in Austria and Switzerland, Wang brought six rolls of white fabric to Dagu Glacier in 2020. He hoped that by covering part of the ice, he could slow its melt.The principle is simple: Clean, reflective material reflects more sunlight than bare or dirt-covered ice, lowering the glacier’s surface temperature.Wang’s team surveys glacier areas covered with geotextile fabric. Courtesy of Wang’s teamAcross a 500-square-meter test patch on Dagu, Wang’s team laid six rolls of geotextile fabric — a synthetic, breathable material often used in construction and agriculture to regulate heat and moisture.Each time, the team hauls the fabric up in July and unrolls it across the ice. Using drones and surveying tools, they scan the surface and set baseline measurements. By late August, they return to check for wind damage or shifting. And come October, they gather data to see whether the glacier held its ground.They found that the covered ice lost 34% less volume than nearby exposed sections. Even a year after the fabric was removed, the patch melted 15% slower, owing to the extra ice it had retained.In 2022, Wang took the same approach to glaciers in the Tian Mountains, located in Kyrgyzstan and China’s northwester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with similarly promising results. That year, materials scientist Zhu Bin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refined the method further, replacing geotextile with a thin, highly reflective nanofilm. In a 200-meter test zone, it cut the melt rate by more than threefold.“Many people say my research isn’t technical enough. I used to feel a bit wronged by that,” says Wang. “But I did what others were thinking about, talking about, but never really tried.”Wang’s team takes measurements on the glacier. Courtesy of Xie YidaIn 2016, Wang was part of the team tasked with producing artificial snow for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 a high-pressure assignment in a dry, low-snow region where natural snowfall couldn’t be counted on.At the time, few in China had experience with snowmaking. Wang, already a glacier specialist with years of fieldwork behind him, became one of the first to apply that knowledge at scale.Last year, he brought that expertise to Dagu Glacier. Field trials and model simulations suggested that, under the right conditions, artificial snow could help the glacier recover some mass.In September, his team hauled a small snowmaking machine to the mountaintop and sprayed a bare patch of ice. But with temperatures hovering around 30 degrees Celsius, it was too warm for real snow to form.An artificial snow machine used by Wang’s team atop Dagu Glacier, Sept. 4, 2024. Xu Hui/The PaperThe experiment briefly went viral online. For a moment, it looked like someone had found a way to stop the melt.Wang knew better: the science might work, but the costs don’t. The fabric, the machines, the power — all of it adds up. And scaling the method to China’s tens of thousands of glaciers is another matter entirely.Dagu is, in many ways, an outlier. Most glaciers in China are remote and difficult to reach. But Dagu sits at the center of a built-up tourist site, with electricity and year-round access to water. That infrastructure makes experimentation possible.So does the funding: the blanket and snowmaking trials have been paid for almost entirely by tourism revenue.But it’s a fragile trade-off. Tourism brings in money now,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estimating that future annual revenue could reach 40 million yuan ($5.5 million) — only if the ice doesn’t vanish first.And while geotextile fabric is cheap, it’s only modestly effective. Nanofilm works better, but at 350 yuan per square meter, covering even a double duvet’s worth of glacier costs more than 1,600 yuan. To blanket the glacier fully would take 140 million yuan a year. Artificial snow, under ideal conditions, would add another 30 million.Footage shows researchers unrolling geotextile fabric atop Dagu Glacier as part of efforts to slow its melting. Courtesy of Wang’s team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glacier is still the main draw. So this past March, the day after the academic forum, local tourism officials met with scientists behind closed doors.The meeting felt less like a strategy session than a last-ditch consultation. Scientists laid out a string of proposals: smarter monitoring systems, restricted access zones, core drilling to preserve data, a volunteer program, even letting tourists “adopt” parts of the glacier — a nod to popular carbon offset schemes like the Alibaba-backed Ant Forest, in which Alipay users are gifted points for low-carbon behaviors that can then be converted into real trees planted by the company.But the biggest questions remained unanswered: Would any of it work? And who would pay for it?Some local officials have also begun rethinking how they present the glacier to the public. Instead of hiding its decline, they’re now considering whether its vulnerability could become the draw.“I used to worry that talking about ‘glacier protection’ would scare off visitors,” explains Wang Gang, director of the Dagu Glacier Management Bureau. “That it would mean cutting back development. But after hearing the experts, I realized this isn’t just about human activity. It’s climate. It’s bigger than us. And we can’t stop it.”En route to the Dagu Glacier Scenic Area, Sichuan province, March 2025. Wu Huiyuan/Sixth ToneCold truthWang Gang’s epiphany echoed a consensus long familiar to the hundred scientists who gathered at the Dagu Glacie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ummit Forum in March to share research on glacier preservation.“I’ve been here for six years,” says Xie Yida, Wang’s Ph.D. student and the lead author of the papers on glacier blanketing and artificial snowmaking on Dagu. “At first, the research felt exciting. We were doing things no one else had tried. But later, the more I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powerless I felt.”Each of Xie’s papers ends with the same disclaimer: the methods only worked on accessible, well-funded glaciers like Dagu. “In the end,” he admits, “the conclusion is always the same: we need to reduce emissions. We have to rely on a collectiv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Xie Yida, Wang’s Ph.D. student, at the Dagu Glacier, Sichuan province, March 2025. Wu Huiyuan/Sixth ToneA marker noting location and altitude on Dagu Glacier, Sichuan province, March 2025. Wu Huiyuan/Sixth ToneHe often returns to a quote from geologist and vice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ing Zhongli: “This isn’t about saving the Earth. It’s about saving ourselves.”“Right now, no one really feels it,” Xie said. “Because the melting glaciers haven’t yet threatened the survival of all humanity.”Over the long term, the consequences are enormous.Glaciers store around 70% of the world’s freshwater. By 2100, more than 80% of them could disappear. In China alone, the glaciers in the country’s mountainous west hold the equivalent of four Yangtze Rivers’ worth of water. Their uneven retreat could trigger landslides, floods, and other disasters. Rising seas will push into low-lying coasts, threatening nearly 680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It’s incredibly hard for humans to fight nature,” says Xie. “Everyone talks about investing money, but how much money is enough to protect a glacier?”Outside the forum’s formal sessions, glacier researchers spoke about the limits of their work: how hard it was to produce results, how that made funding scarce, and how it drove younger scientists out of the field. Some pointed to global politics — the U.S. withdrawal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countries blaming each other instead of cutting emissions.“The feeling of powerlessness is the norm,” one said.Scientists watch a presentation at the Dagu Glacier Scenic Area, Sichuan province, March 2025. Wu Huiyuan/Sixth ToneLike many at the forum, Wang had felt it too. So when results proved hard to deliver, and progress harder to scale, he shifted his focus. Raising public awareness, he decided, was a result in itself.“At least I did something,” he says. “And if this experiment can get society to pay attention to glaciers, that’s enough for me.”Still, nothing has stopped the melt.When Wang first began his work, more than 90% of Dagu had already vanished. From 5.3 square kilometers in the 1960s to just 0.0316 in 2024, its ice has splintered into scattered remnants. In the last four years, the terminus retreated by another 20 meters.At a high-altitude observation platform, Xie Yida points toward a snow-covered slope in the distance. “That’s where we’re running the experiment,” he says. From here, nothing is visible.A tourist poses next to a stone reading “Challenge Yourself — 4,860m” at the Dagu Glacier Scenic Area in Sichuan province, March 2025. Wu Huiyuan/Sixth ToneHe gathers the other scientists for a photo beside a stone etched with the words: Challenge Yourself — 4,860m. Around them, tourists inhale from portable oxygen canisters. Xie doesn’t need one.Before leaving Dagu, scientists attending the forum were handed balloons, each bearing the name of a dying glacier somewhere around the world. Together, they let them go — bright dots rising into the mountain air.After long discussions on how to sound the alarm, they could only hope the message would land.Scientists attending the Dagu Glacier Forum are handed balloons bearing the names of dying glaciers before a symbolic release, Sichuan province, March 2025. Wu Huiyuan/Sixth ToneThe balloons rise into the sky at the close of the Dagu Glacier Forum, Sichuan province, March 2025. Wu Huiyuan/Sixth ToneAdditional reporting: Wu Huiyuan; visuals: Ding Yining; editor: Apurva.(Header image: Wang’s team blankets a section of Dagu Glacier with geotextile fabric to slow melting. Courtesy of Xie Yida)

一场罕见的高山冰川坍塌全过程，冰雪移动的过程，如同山体滑坡

1958年7月，列车带着我们这群年轻人向北极奔去。除极地专业的学生，还有动物地理专业的学生，其中有四名中国留学生。列车一直向北，先在无边无际的台加林中穿行，接着是矮小的灌丛带，最后是一棵树都没有的苔原。 ; 天气越来越冷，白天则越来越长。一路上，姑娘们歌声不断，小伙子们在摇晃的餐车中跳蹋踏舞。列车整整行驶了两个昼夜，终于到达了终点站??瓦尔库塔城。这是一个煤矿城市，看不到俄罗斯中部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只有一排排矮小的木板房。 ; 大家走在见不到人影的大街上，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唱着，跳着。带队的老师卡列林娜立刻嘘了一声说：“孩子们，安静!不要吵醒熟睡的居民！”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已处在北极圈内，现在是凌晨两点呢。到宿营的木房后，大家都不习惯在白昼一样的夜晚入睡，卡列林娜说：“戴上墨镜，就是地道的夜晚了!”第二天，一种像坦克一样的叫“到处走”的履带车带着我们向考察基地前进。夏日，绿色的苔原一望无际，远远近近是长着灌丛的小山岗和泥泞的沼泽地。卡列林娜老师告诉我们，这里的永久冻土已接近地表，树根扎不下去，只有贴在地面的地衣、苔藓和矮小的浅根植物才能生存。科考基地设在山丘的下面，是由许多大小帐篷组成的半圆形营地。先期到达的波波夫教授和沃洛诺大教授在营地前笑容满面地迎接我们。晚餐时，考察队队长波波夫教授严肃地宣布了几条纪律：“不得单独外出，不能乱摘、乱抓，不能……”最后他强调说：“这里是无人区，到处潜伏着危险。”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先与另外四个中国学生随沃洛诺夫教授抓老鼠，打小鸟，做标本。沃洛诺夫敦授的枪法很准，每次回来，他风衣的斗篷里总是装满了各种颜色的小鸟，他风趣地称他的斗篷是“幼儿园”。后来，波波夫教授又领着我们看冰缘地貌，在苔原上寻找各种地下冰。地下冰形形色色，千姿百态。有的冰成锥状躺在小沟中，叫冰锥。有的冰把苔原顶出一个小包，叫冰匠。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在一条河的岸边露出高20一30米的叫脉冰的洁净冰体。波波大教授孜孜不倦地向我们讲述地下冰的特征、成因和意义，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曾发现了猛犸象的新鲜遗体。猛犸象是几万年前的动物，现在已经绝迹。在考察的最后几天，波波夫教授要我们分组独立活动，任务是将所看到的各种苔原类型、冰缘地貌和地下冰填在图上，记下特点，写一篇考察报告。我们同帐篷的三人为一组。吃完早饭后，我们领了一张大比例尺地形图，准备了干粮：面包干、方块糖和一大壶水。临出发前，同组的斯拉瓦突然说他头有些疼，柯尼亚则说他腿痛，都不想去。经过20余天的徒步考察，我的腿也有些酸痛，但是我不想错过自己独立考察的好机会，坚持要去。斯拉瓦在地图上和我讨论了考察路线，叮嘱我不要走出地图上所标出的范围。他指着地图右上角一个用三角点表示的小山包对我说：“千万记住，这就是我们的营地，要准时回来。” ; ;苔原上长着各种奇特的矮小植物，盛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各种小昆虫在爬着、跳跃着，远处还有一群驯鹿在悠闲地散步。这是北极地区最美好的时刻，所有的生命都要抓住这短促的、阳光充足的夏天生长，发育、繁殖，完成一次生命的循环。秋季过后，所有的生命活动都将暂停，逐步转入冬眠状态，以度过那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为下一轮生命过程作准备。北极的冰缘地貌强烈地吸引着我。由小石块为周边组成的多边形微地形整齐地排列着，成环状分布的苔藓和地衣，就像无数的花环。在低洼的沼泽化的湿地，四边形的长宽达数十米的脉冰区就像我小时候在湖南家乡看到的水稻田。在那平坦的地面突出一个个高1～2米、直径3?4米的内部有冰核的小圆丘，就像一片坟地。波波夫教授曾告诉我们这些小石块、苔藓、地衣和脉冰都是沿着由土的冻胀作用而产生的裂隙而分布的，是永冻土地区特有的微地形。我边走边看，边拍照，边填图，边记录，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时间。太阳偏西，但总是落不下去。突然，我发现我已经远离了地图上标出的范围，而时间已近午夜。我坐在一个比较干燥的小丘上，定定神，吃完最后一块面包干，喝完壶里剩下的水。稍许的镇定过后，恐怖感逐渐向我袭来，一个个不祥的念头涌入脑际：跌进沼泽怎么办?遇到狼怎么办?也许还会遇到北极熊……害怕归害怕，无论如何，我得想方设法找到回归营地的路。但是，我在辽阔的苔原上弯弯曲曲地走着，哪里还记得回去的路。漫无方向地走了一程之后，我向一个较高的山包爬去。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山包的后面，我发现有“到处走”履带碾过的痕迹。附近可能会有人吧？我一边充满希望地想着，一边沿着履带痕迹向前走。走呀走呀，大约走了3千米，发现前面有一个地质队的钻井塔。“唉!”我松了一口气，向钻井塔走去。在钻井塔附近，我找到了一个值班的工人。他见我是迷了路的中国学生，便热情地接待我，请我喝茶，吃夹着黄油的面包，还风趣地说：“你要是再走下去会跌进北冰洋的，现在是凌晨4点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完全走错了方向。钻井塔距离科考营地10千米。我振作精神，沿着钻井工人所指的方向、路线和地形标志匆匆上路。我赶回营地时已是早晨6点钟，伙伴们欢叫着拥抱我。原来，他们见我深夜未归，十分焦急，已经外出找了一遍。他们不见我的踪迹，但又不敢报告队部。要知道，他们自己偷懒，把中国兄弟丢掉了，这是多大的错误啊！30年后，当我在斯拉瓦家里做客回忆这段往事时，他说：“幸好，你遇到了那位钻井工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当时这事让波波夫教授知道了，我们都可能会受到直至开除的严厉处分。”

我们在李白的故乡--伊赛克湖畔休整了三天，参观了吉尔吉斯科学院的天山自然地理站和位于伊赛克湖东岸的城市--布尔热瓦尔斯克，然后兵分两路，进人中国一前苏联联合冰川考察区的现场。黄茂桓等四名中国队员随前苏联方副队长瓦洛加及大队考察人员乘汽车先行到中央天山的南依内尔契克冰川考察。我随同队长安德烈及其他几名外国队员先到内天山的阿克西尔山系考察，然后再到南依内尔契克冰川与大队汇合。内天山的阿克西尔山系是一条由几条短小山脉汇合的独立的山系，最高点海拔5125米，山顶比较平坦，接受积雪的面积大，是天山山脉中一个重要冰川分布中心。在到阿克西尔山东侧的萨利托尔冰川考察时，我见到冰川周围都挖了许多纵横相交的探槽，其中在一条冰川的冰床下面还挖了一条深约1千米的坑道，安德烈带我进了坑道，他神秘地对我说这是黄金矿床，每吨矿石中能提炼出1千克黄金，是世界上最富的黄金矿。这是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在前苏联的文献中，突然出现许多关于内天山冰川研究的文章，原来是配合金矿勘探工作。这确是冰川研究结合经济建设的一条好路子。我从坑道里捡了几块矿石，我不懂矿物学，叫不上名字，只见是灰黑色的粉砂矿，沉甸甸的。提起冰川下的金矿床，引起了我对有趣往事的一段回忆。我最早得到天山冰川下有金矿的信息是在1988年。这年10月，兰州冰川冻土所举行建所30年大庆及第三届全国冰川冻土学术会议。我们邀请许多外国冰川学家参加，从前苏联来的冰川学家中，除特邀的莫斯科大学的道尔古辛教授外，还有俄罗斯地理研究所冰川部的瓦洛加博士。道尔古辛教授是帮助中国开创冰川学的前苏联专家，他的到来使会议的欢庆气氛达到了高潮，许多当年的老冰雪队员们都围住他，重温20世纪50年代中国，前苏联两国科学家之间的友好情感。瓦洛加是科特粱可夫所长派来的年轻的冰川学家，他除参加学术大会外，还与我讨论中国、前苏联两国冰川合作研究计划的细节。在庆祝会上，瓦洛加喝醉了酒，当我问他的论文中为什么对天山冰下过程那样感兴趣时，他附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因为冰川底下有黄金，那里有世界上含金量最高的矿床。”我对瓦洛加透露的这个信息特别感兴趣。我想，在前苏联内天山冰川底下有金矿，是否中国天山冰川底下也有类似的矿床呢？如果有，这不就为中国冰川研究开辟了另一条应用研究的渠道吗？从几次科学院的工作会议上我了解到，当时中国正掀起一股寻金热潮，中科院北京地质研究所就在新疆阿尔泰山区找金矿，何不请他们派人到内天山看一看呢？我把这个想法向中科院孙鸿烈副院长汇报后，他很支持我的想法，当即推荐正在新疆找黄金的北京地质所的年轻博士沈永超给我。1989年夏天，由我和科特梁可夫商定经两国科学院批准的中国、前苏联两国天山冰川的联合考察正式启动了。6月，前苏联方研究人员沃罗申娜、瓦洛加等三人，来参加了我国天山站的研究工作。作为回访，我国也应该派三名冰川学家赴前苏联参加前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前苏联内天山的冰川考察。我想，这是了解前苏联天山冰川研究及找金矿的好机会，便在回访名单中，加上了沈永超博士的名字，他名片上的身份改为兰州冰川冻土所副研究员。1989年冬天，我在北京见到沈永超，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在内天山考察期间深入到冰川底下的坑道中，取回了好几块金矿石样品，研究了那里的地层和大地构造，这坚定了他在中国天山找金矿的信心。这个意外收获的意义远大于冰川研究的本身。1997年9月，我参加了对天山开放站的评议会议，在乌鲁木齐偶然见到了正在新疆找黄金的沈永超博士，这时他已经升为研究员。他高兴地告诉我：“找到了，找到了！是在中国天山南脉，在海拔三四千米的冰川附近，这些金矿床的地层和构造与内天山十分相似。”沈永超还告诉我，他在新疆的黄金研究课题，已获得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的科学进步一等奖。我在内天山考察了两周，收获很大，我不但看到了冰床下的黄金矿床，研究了内天山冰川发育的特点，还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拉明教授给我的印象很深。拉明是格鲁吉亚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冰川研究室主任，50来岁，留着斯大林式的胡须，豪爽、热情、酒量很大，是个典型的格鲁吉亚男子汉。我最初认识拉明是1988年在第比利斯冰川学大会上，他带我们参观了斯大林的故居。那时，前苏联全国禁酒，公务员酗酒可能受到直至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街上根本买不到酒。他拿出自家酿的葡萄酒悄悄请康尔泗、苏珍和我等几个中国代表开怀痛饮，他发牢骚说：“格鲁吉亚的葡萄酒世界有名，没有酒就没有生活，为什么要禁酒呢？我可不管那一套。”在内天山考察期间，拉明总是陪着我上冰川，帮我背标本，体力充沛。在帐篷里忍受了三天的坏天气之后，7月5日天气突然转晴。我听到了轰轰的飞机声，直升机直接降落在营地前，瓦洛加从机舱中走了出来。安德烈说，这是来接我到南英尼切克冰川去的。在那里，我将与其他几名中国队员会台，参加中央天山的冰川考察。